王陇德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控烟

      今年67岁的王陇德身兼多重身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1995年- 2007年任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而医学专业出身的他更愿以“做学术的”形容自己。他讲话的特点亦是不疾不徐，数据信手拈来，很少用形容词。

 

      谈到“时间去哪儿了”，王陇德笑说大部分都花在了工作上：人大的工作每年就要花六七十天；工程院的科研咨询工作也得花几十天；一年下来至少有十来场健康讲座，加上一些慢病、营养、重大传染病研究的会议，一共下来约有二三十场；每天固定晚上有1个小时的锻炼时间，每天路上交通花费1小时，在车上唱唱歌就算是娱乐。

 

      王陇德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控烟。在与烟草作战的过程中，他也结识了政学各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自己独特的朋友圈。也有一些身边的同事，由于“害怕”被他劝说不要吸烟，而选择跟他“保持距离”。可以说，王陇德的“朋友圈”虽然不算热闹和多元，却相当有气场，有力量。

 

      王陇德与黄洁夫曾同任原卫生部副部长，是老同事；与钟南山则相熟于“非典”时期。三人都能言敢言，一直是推动中国控烟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王陇德常劝人说：“公共场所吸烟违法，作为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在这吸烟了。”后来有吸烟者开玩笑：“不敢跟你一块坐。”

 

      控烟

 

      控烟立法进展缓慢，王陇德多年以来不遗余力。在很多N G O组织的控烟活动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陇德、黄洁夫、钟南山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倡议“无烟两会”。

 

      王陇德与钟南山相熟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一个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个当时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呼吸内科专家，现在又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黄洁夫则与王陇德曾同任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是老同事。三人都是医科出身的“技术流”，每年两会也因“爱说真话”而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实际上，王陇德、黄洁夫、钟南山三个都一直是推动中国控烟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王陇德与黄洁夫在一次会上碰面，话题也是推动控烟，“从人大和政协共同呼吁，号召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提出议案提案”。

 

      在控烟这个问题上，王陇德也有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都不是卫生系统的代表”。比如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国家督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北师大教授庞丽娟，以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几位副主任委员，如吴恒、任茂东、严以新等，“他们都完全支持控烟”。

 

      烟草企业说情常碰壁 疾控官员赞他有魄力

 

      控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但也有人因此“敬而远之”。比如王陇德平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班，2013年12月中央下发禁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通知前，在食堂吃饭，都会有不少吸烟者，王陇德常劝人说“公共场所吸烟违法，作为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在这吸烟了”，后来也有吸烟者开玩笑地对王陇德坦言，“不敢跟你一块坐。”

 

      “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总担心控烟影响国家税收”，王陇德观点正好相反，从国际经验看，控烟不会影响税收，通过提高烟税，实行税价联动，税收不会降低。

 

      更大的阻力来自烟草企业，早几年有烟草企业和相关部门会找王陇德说情，“中国控烟还要掂量掂量”。不过最近几年已经没有了，“因为看我态度很坚决，不可能被说动”。

 

      “这些控烟工作的推进，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和魄力，也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评价，王陇德身上有一种科学家的素养，提出的建议都十分讲究证据支撑。

 

      代表

 

      作为人大代表，王陇德每年都有议案提交，但每年对议案回复都不满意。比如连续提了5年的《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每年答复都是说还需继续调研”。

 

      此外，王陇德每年都提的还有建议制定《国民营养改善条例》。他说：“这是目前影响国民健康最严重的两个问题，也是慢性病的主要发病原因。”根据官方数据，全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了因病死亡总数的85%，慢性病占了疾病总负担的70%.

 

      今年，他还有一个新议案，希望国务院能够制定高血压患者使用基本药物免费的政策。王陇德表示，“严重高血压是中风等心脑血管病的最危险因素，而国民高血压知晓率、用药率、合格控制率都非常低，这和医保政策有很大关系。开滦煤矿的经验表明，每人每年只需28-56元就能控制好高血压，减少大量的心脑血管病人。”

 

      提交议案和提案，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方式之一。一份议案的产生，需要由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并签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几乎每年都会在王陇德的议案上签名。“河南代表团是个大团，在小组会上一发言，给大家一讲，转个圈就签过来了”，王陇德笑着说，虽然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之外碰面不多，但每年会组织一次共同调研。

 

      与一般官员不愿在媒体露面不同，即使对没有预约突然拜访的记者，王陇德也很少拒绝。“我觉得跟媒体沟通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对推进健康工作很有作用”。2003年“非典”刚结束不久，一家电视台在机场堵住王陇德采访，他一样没有回避。“只要把情况说清，媒体想到的你也能先想到，做到胸有成竹，就没什么可回避的。”他说。

 

      他和他的圈

 

      在王陇德看来，“院士”身份并非高高在上，也没那么神秘。“院士是国家对学术水平的认可，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和普通人一样，只不过在这个领域多做了点工作，所以要把这个（身份）看淡一点。”他说。

 

　　去年两会，农工民主党中央提交一份提案，指出在我国院士待遇相当于副部级，建议去除院士的隐性行政级别。但王陇德透露，“自己每月只从中国工程院拿1000元津贴”。

 

      “我认为实际上还是怎么正确对待院士头衔的问题。院士只是在某个领域钻研比较深，所以这个领域的问题可以去请教他。有一些科研题目要院士来挂（名），如果不是那个专业领域，什么都找他挂，那是不合适的。”曾有人托人情上门，希望王陇德当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我不是这个领域的，这方面我不熟悉，所以建议他去找别人”。

 

      虽然属于工程管理学部，但王陇德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医学专业，“跟医药卫生学部的院士交流更多些”，中国工程院的秦伯益、钟南山、刘德培、陈君石院士，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沈岩院士，这些都是专业领域的“大家”，“平时都很忙，有什么事发E-m ail，一起探讨”。

 

      2011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因研究烟草“降焦减害”和中草药卷烟等成果，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王陇德与秦伯益、陈君石、钟南山、巴德年等人联合103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国工程院，指出香烟降焦减害具有欺骗性，要求取消谢剑平的院士资格。这样的联名上书，在中国工程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院士制度是否需要改革完善的话题也一度引起热议。

 

      为推动脑卒中筛查防治

 

      王陇德为公众熟悉要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说起。当年，这场肆虐全国的疫情因报告迟滞和不准确逐渐演变成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陇德组织建立了医疗机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的疫情报告模式。去今两年持续发生的人感染H 7N 9疫情在全国实现有效控制，仍得益于当年这套系统的建立。

 

      2009年，为推动全国脑卒中筛查防治，王陇德向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写信，与分管的副部长和司局长沟通，跑财政部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同时还要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去说服院长，谈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动员他们积极参与。这些都是王陇德亲自去跑。一开始说通的只有北京市宣武、天坛、安贞三家医院，到现在已基本建成国家级网络，动员了306所三级甲等医院开始做筛查。

 

      “这两年，仅仅增加颈动脉狭窄手术，就为国家和民众节约3700多万元”。王陇德表示，离开行政岗位，自己的角色转变更多是一个“说服者”。“行政岗位上，我认为这件事应该做，就可以组织资源，可以做决定”。现在则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做更多的沟通说服工作。“在卫生部的岗位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责任，尤其分管疾病控制，压力特别大，离开行政岗位后就没有担心了，反而可以更放开做业务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