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不力,原因很多,但核心问题是在烟草控制方面,国家意志模糊不清、相互矛盾。全国人大在批准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同时,继续实行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体制。这使得控烟立法只能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在少数城市出现,全国统一立法缺失。
 
    研究发现,烟草专卖体制高额的运行成本,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中国卷烟必须依靠发展礼品烟,从公款销售中赚取与奢侈品同样的高额利润,才能完成利税指标。也就是说,只有将10%的卷烟包装成高档礼品,才能补贴绝大部分低价烟的利润差额。这也与低碳经济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以,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必须改革。我认为,专卖制度可以存在,但应实现政企分开,将其纳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政府体制,要像管理药品一样将烟草利润和危害控制同时管起来。这样才能达到在控制政府财政税收总量的同时,实现减少烟草危害的目的。
 
    此外,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是实现减少烟草危害的重要方法。调查发现,除吸烟者外,中国还有着7.68亿被动吸烟者。因此,戒烟不仅仅是烟民个人的事,而是属于国家公共卫生领域慢病预防的重大任务之一。为戒烟提供社会医疗保险支持,属于一级临床前预防,从经济学角度看,在预防领域每投入1元钱,可以产生60元的社会健康效益。因此,请求国家为戒烟服务提供力所能及的财政支持,甚至从烟草利税中取回部分资金帮助烟民戒烟,这样国家获得的将是健康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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