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政策不应被烟草业干扰

     前些时候出台的《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近来受到了控烟者的批评。在控烟者看来，这份规划虽然不乏亮点，但总体上由烟草业控制的意味比较明显。仅仅按此规划，或者依照目前的控烟态势前行，未来中国式的控烟将依旧步履维艰。

 

     这是一个中肯的批评。《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已经7周年，回顾这7年的控烟历史，其间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当然不能忽略。不过，中国控烟水平与先进国家、地区存在明显差距，控烟形势不容乐观。

 

     要不要控烟早已不是问题。从国际社会的情况来看，控烟成为普遍选择的公共政策。就在昨天，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史上最严禁烟法”，新法要求分阶段在公共场所禁烟、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等。比之许多欧美国家，俄罗斯的控烟已属“后进生”了。

 

     卫生部在去年无烟日前夕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表明，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受害国，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目前中国吸烟人群已逾三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影响。而众所周知的是，吸烟与恶性肿瘤及其他一些疾病的发病率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控烟，是一个包含了卫生、经济、文化等多重含义的议题。中国控烟，既是对加入《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应有责任的担当，也是从自身国民健康角度作出的必要选择。由此来看，中国控烟当毫不犹疑地加大力度，控出成效。很遗憾，与控烟的必要性相比，现实与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

 

     从国际上烟草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的控烟措施当从减少烟草供应和降低烟草需求两方面同时发力。在努力降低烟草种植面积的同时，还要在国民中进行健康教育，对烟草广告进行限制，提高烟草税以实现价格调节，以及立法禁止烟民在特定公共空间内吸烟，等等。这些政策手段既在别国已有成功经验，亦考虑了中国特有的因素。

 

     在理论上，考虑上述政策选择并没问题，容易达成共识，但一旦转化为实践，却是困难重重。控烟成效不彰，主要是因为国内烟草文化的负面影响、烟民戒烟不易，以及相关控烟法规执行不力等。还有一个困境，即是因烟草行业能产生巨量经济效益和对就业人口的吸纳，政府往往在这些现实的“激励”和保护国民健康之间表现纠结。

 

     另一个重要的阻力，直接来自烟草行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烟草业有着反控烟的本能。烟草业反控烟，既体现在对《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时的消极，也体现在宣传上强调烟草业的经济意义，更体现在有意无意参与到整体性的控烟规划中，试图影响控烟政策的制定。比之其他的反控烟举措，烟草业试图影响甚至左右控烟政策，其危害性更大。

 

     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的结果，往往是在一小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同时，其负面结果需要整个社会为其埋单。这一点，在烟草行业利益与控烟事业意义的对比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烟草业一向会干扰控烟进程，也乐于将其行业利益和税收、就业贡献捆绑在一起，并将后者视为国家利益。税收和就业率固然重要，国民健康就不重要？这就如为了GDP而牺牲环境一样，最终得不偿失。拒绝烟草业对控烟事业的不当影响，避免行业利益绑架公共利益，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未来的控烟，在控烟规划的框架内，当发挥其积极一面。在此同时，各类控烟力量需要团结起来，超越规划的不足，努力去除烟草业的干扰。政府则应在利益的权衡中有所侧重，改变控烟不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