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纳入信用联合惩戒档案值得推广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第八次发布会称，对违法吸烟单位和个人的惩戒再加码，北京“最严控烟令”实施以来被处罚的1917家单位和8883个个人已纳入诚信信用档案系统。以后，北京市卫计委每月会将全市处罚信息报给市工商局，由市工商局将处罚信息纳入信用信息档案，实现信用信息共享，达到联合惩戒的目标。此外，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对属于行政监察对象的单位或个人被查处的，还将作为涉嫌违反行政纪律问题线索，上报监察部门。（10月11日，法制晚报·看法新闻）

 众所周知，在公共场所吸烟危害极大，随意丢弃的烟头接近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有研究称，烟草燃烧时释放的烟雾中含有几千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既污染空气，又对被动吸烟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当前，我国青少年吸烟群体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的趋势，在公共场所吸烟更易被未成年人效仿。另外，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也是缺乏修养的表现，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形象。

 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地相继出台控烟令。深圳借鉴香港经验，《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2015年6月1日实施。条例规定，凡是“带顶儿”“带盖儿”的室内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8个城市出台了控烟地方性法规。

 应该说，随着地方控烟令的陆续出台，公共场所吸烟现象已大为减少，但从有着“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来看，控烟形势仍不容乐观，仅靠行政处罚的效果并不理想：条例实施三年来，北京市控烟协会收到的投诉不断，从10月11日北京市控烟协会发布的报告来看，2018年8、9月两月违法吸烟投诉量同比、环比均有小幅上升，预计随着天气转凉室内活动增多，室内公共场所违法吸烟投诉可能继续上升。

 控烟难一方面与部分烟民的法律意识及文明素养有关，另一方面与执法时取证难有关，有的城市甚至多年没开出过一张罚单。今年7月，深圳在第二轮控烟监督执法“车轮战”活动中，经过三四天颇费周折的取证后，才开出全国首例商家售烟给未成年人的3万元罚单一事成为新闻就不难理解了。

 控烟难也与一些公共场所如经营性场所和办公场所缺乏控烟积极性有关。经营性场所基于经济利益，对于吸烟者往往睁只眼闭只眼；而在办公场所，吸烟者吸与不吸、在哪里吸更是全靠自律。当然，还有更多民众，甘愿做沉默的大多数，自愿让度自身合法权益于烟民也是一个原因。

 控烟难还与政府的决心有关。今年5月初，杭州市人大网站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修改〈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决定（草案）》意见”的公告。对比1月23日杭州市政府法制办发布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改对照文本》可发现，两个版本的变化表明杭州市控烟立法在倒退，5月份的版本将“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条款删除，保留了部分场所室内可划定吸烟区或设专用吸烟室的内容。此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已进入“全面无烟”时代，杭州却在这方面打了“退堂鼓”。

 这说明，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法律要求多数还停留在地方法规的文本中，现实中全民甚至政府并未就此达成共识。

 吸烟有害健康，在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暂没出台之前，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方面进一步提高违法吸烟的代价。如今，北京市率先将违法吸烟行为及控烟不利的单位纳入信用档案，让违反控烟条例的行为因失信而付出高昂成本，此做法值得推广。个人自不必说，单位上了诚信黑名单，将会在贷款融资、招标采购、行政审批等方面受到限制。权衡利弊之下，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