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之父诞辰百年 “禁烟”从自家女婿做起

“吸烟有害健康”是一个广为传播的常识，不过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街头劝导人不要吸烟，可能会引来嗤笑。引导中国公众实现这一理念转变的，是被世卫组织（WHO）称为“中国控烟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心植。

翁心植曾主持我国50余万人的吸烟调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同类调查，并在推动控烟事业发展上起到开创性作用。

昨日（5月10日）是翁心植百年诞辰，他生前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朝阳医院）召开纪念翁心植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孙燕、高润霖、尚永丰、王辰四位院士及翁心植家属、同事、好友等参加，共同缅怀这位老人对我国健康事业做出的贡献。

致信卫生部部长请求开展控烟工作

翁心植1919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我国杰出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内科学与呼吸病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名誉院长。在翁心植的诸多头衔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我国控烟运动开创者——WHO将他称为中国控烟之父。

吸烟影响健康，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但几十年前，公众对于吸烟的危害并不了解。1964年，美国发布第一份《吸烟与健康报告》，以政府名义给出了“吸烟危害健康”的结论，并陆续在广告、吸烟场所等方面出台控烟举措。

我国控烟事业的起步，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是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疾病。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上世纪70年代，居民主要死因已变为心血管病、脑卒中、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翁心植是大内科专家，他发现这四大死因都与吸烟有关，而十多年中，国际上反对吸烟的呼声日起，WHO甚至将吸烟形容为“现代的鼠疫”。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翁心植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致信，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次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农业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首次表明政府对控烟问题的立场，控烟宣传在全国兴起。

翁心植对控烟的“执拗”，影响了不少人。他的亲笔信，促成了崔月犁戒烟的决心，1992年，崔月犁对记者说，自己有33年烟龄，戒过两次都没有长久，不过1978年之后的14年，再也没有吸过一根烟。

有一回，翁心植笑嘻嘻地告诉女儿翁维馨，自己在市长面前出了风头。那天，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点了烟，马上写了张小纸条递到主席台，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市长看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

主持全球最大规模的吸烟流行病学调查

1979年，我国控烟工作启动，翁维馨正好与未来的丈夫交往中。有一天，翁心植与准女婿见了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做我的女婿，不准抽烟”，并递来一件印着戒烟标识的广告衫，小伙子当即套在了身上，表示，“按领导要求办。”

那个时候，我国控烟的理念尚不普及。翁维馨的丈夫穿着广告衫去上班，被漠视、嘲笑是普遍现象，还有人故意当着他面吸烟。翁维馨还记得，曾有外地劝烟员在王府井看到香烟广告想要撕掉，结果被送进派出所，扣上了“扰乱社会秩序”的帽子。翁心植知道后非常着急，给上级部门写信，希望将控烟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最终，当地公安局向劝烟员公开道歉。

“控烟非常不容易。我一开始不理解，觉得他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医生就很好，干嘛做这么艰难的工作。”翁维馨说。翁心植特意向女儿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大内科专家，更有经验和资格说很多疾病和抽烟有关，中国的烟民数量庞大，面临严重的健康隐患，控烟是势在必行的。”

1982年，WHO召开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策略专家会议，翁心植决定参加。临行前，他对北京城乡吸烟情况进行了调查，但其他国家提供的都是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相比之下，中国缺乏国民吸烟的全面数据，不利于控烟宣传和科研发展。

回国后，翁心植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1984年，他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吸烟情况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一直持续到1986年，除台湾省外，当时我国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列入范围，按照比例，在城乡15岁以上人口中抽取总人口数的万分之五调查，共计51.96万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平均吸烟率33.88%，30岁后男性吸烟率高达70%以上。在34万名不吸烟者中，近4成遭遇“被动吸烟”。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调查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统计数据最全面的文献资料。

除了呼吁国家层面的控烟工作、主持大范围流行病学调查，翁心植还推进成立了我国首个吸烟与健康协会（现北京市控烟协会）、亲笔撰写和指导了大量相关论文、并筹备申办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由于在控烟事业中做出的一系列贡献，翁心植两度获得WHO颁发的控制吸烟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控烟之父”。

“翁心植一去 内科从此无大家”

控烟只是翁心植诸多成就之一。在业内，他被广为称道的还有博而精的医学成就。

翁心植善于诊治疑难杂症，在内科学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创造性贡献。他发现和诊断了国内首例高雪病；在国内首次总结了白塞病的内科临床表现，在世界上首次报道白塞病并发心脏瓣膜损害，并提出结核自身免疫反应可能是该病的发生原因之一；调查确定了中国成人正常体温范围；牵头研制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降压零号，临床沿用至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是翁心植的博士生“开门弟子”。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在大内科的诊治上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所关注的白塞病、寄生虫病、冠心病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翁心植一去，内科从此无大家，再也没有能这样整合各个学科的大夫了。”

翁心植同样在医学教育上斩获了卓著的成果，他倡导和推动了大内科医师培养体制建设；开创了我国呼吸专科医师规范化培养先河。他培养的大批研究生，已成为我国各大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与学科带头人，有些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

外孙女说想学医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2004年，翁心植的外孙女杨苏乔走进医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医学生涯。1919年出生的外公和1985年出生的外孙女，由于年龄差别巨大，并没有专业上的交集，但对杨苏乔而言，与外公长年累月的共同生活，是让她推开医学之门的最大契机。

杨苏乔从小长在翁心植膝下，旁观翁心植对患者的悉心帮助。杨苏乔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一名普通建筑工人得了白塞病，当时国内有能力治疗的医生很少，这位工人就向翁心植致信求助。虽然当时翁心植已是内科领域的大专家，面对这位素未谋面、也未挂号的患者，他没有置之不理，还是仔细总结了患者的资料，出具了一份治疗方案，回信发给患者，后来这位工人果然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经常说，医生最重要的是医德，医德大于医术。”杨苏乔说，每年过年，来看望翁心植的学生和患者都会踏破门槛，这种朴实温暖的医患关系，形成了她对医学最原初的认识。

杨苏乔和翁心植感情很好，两人“互为开心果”。挑选大学专业前，杨苏乔还未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学建筑、化学还是环境？想来想去，她决定继承最爱的外公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

“我知道他想让我学医，但我逗他，说学建筑吧，他说行，很尊重我的意思，我又说还是学医吧，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杨苏乔笑道。如今，杨苏乔在翁心植就职过的北京朝阳医院工作，成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大夫，外公的善良、豁达、执着，成为外孙女努力靠近的医者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