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中国签署世卫组织控烟条例十五年。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关注控烟问题。每年由吸烟引发3500亿的吸烟成本是如何得出的?控烟背后还有哪些“经济账”?一面是万亿税收,一面是健康环保等巨大的隐性损失,如何用经济手段促转型?资本不断涌入电子烟行业,政府是否应当监管?本期嘉宾: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郑榕。

细算控烟账 每年隐形成本消耗3500亿以上

思远:中国烟民现在有3亿多,其中青少年的吸烟率为6.9%,尝试吸烟率是19.9%,中国烟草每天产生30亿元税收。吸烟的经济账算起来很复杂:一方面有大量税收,支持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带来社会、环境、健康各种隐患和成本。潘局长,您提出提高烟草税率的提案的考虑是什么?

潘碧灵:我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国家现在GDP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现在每年有1.5亿人出境旅游,目的是享受美好的生活。如果说仅仅是经济问题,国家完全可以下决心,不管到底产生多少财政税收,但这里面更多的是老百姓已经形成了生活习惯和隐患。

潘碧灵与郑榕接受央广经济之声采访

思远:来算算经济账,每天中国的烟草税收就是30亿,除了看得见的这30亿,因吸烟产生的疾病、环保成本,以及青少年人群吸烟,这些方面的损失有多少,有没有精确的测算?

郑榕:这个测算在80年代、90年代是有的。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和UNDP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测算出来的成本口径比较小,大概带来的经济损失是3500亿。其中包括直接的医疗成本和一部分间接成本,比如住院的、门诊的,医疗药费等,这些属于直接的;间接的是陪护人工、亲属陪护、营养品,这些不是直接刷给医院的钱;还会有环境损失、由于吸烟所导致的火灾等损失,以及二手烟问题,所以如果把这些都算进来做全面的测算,很遗憾现在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控烟。

“低价烟”泛滥成青少年吸烟隐患 控烟需用经济杠杆

思远:“控烟”是指不在公共场所抽烟,还是从产业上,控制生产烟的规模?

郑榕:控烟一是控烟草的供给、生产,二是控制它的消费。首先我们说控烟没说禁烟,因为烟草是世界上唯一的对人健康有百害无一利,又被合法生产和消费的。2003年-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签订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是2005年加入。这是世界第一个健康方面的全球公约。第二,烟草生产经营、消费行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吸烟者开始吸烟时,不能充分估计到对健康的损害和戒断的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干预手段包括:烟的包装上有警示、公共场所禁烟。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税和价的调解:绝大多数消费品价格提高,就会影响人的决策。这个措施对青少年、低收入者来说,更为有效。控烟就相当于清理一个污水池,关键是要阻止新的水进来。

思远:从执行上,烟草企业和政府对这个事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潘碧灵: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看问题要更全面、更系统一些。控烟这个问题,是世界公认趋势,就像现在环境保护一样,这是各个国家达成共识的。我们国家也把控烟作为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吸烟率现在是27.7%,国家规划2030年吸烟率要降到20%,目前来讲,提税提价是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如果说价格提高10%,在发展中国家的话,烟的消费量可以降8%,发达国家大概是4%。低价烟的问题,特别会影响青少年这一块。现在国家一包烟的均价是14块钱,低价烟只有3-4块钱。因为低价烟太便宜了,所以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就容易染上烟瘾。

思远:提高烟草税的价,是指应该用立法去推动,还是政策性倾斜,让企业被迫上提价格,或是直接提高市场的门槛价?

潘碧灵: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通过税收调节,就是提高烟草税。世卫的目标是烟草税占它价格的比重是70%,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只有56%,另外就是对低单卷烟的价格,国家应该强制性的,比如说不能销售低于10块钱的。

“万亿”烟草税 第一刀怎么砍?

思远:从健康、环保的角度,它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中,需要平衡好多的矛盾,如果严格控烟,税收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站在烟民的角度,强制性阻断也好,提价也好,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和遇到阻碍?

潘碧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长远来看,国家是可以下这个决心,比如前些年,全世界我们国家是第一个全部取消农业税的。因为这是“三农”薄弱环节,要支持。随着下一步经济发展,烟草税可能慢慢降到5%以下,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但对局部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湖南既是烟叶生产大省,也是卷烟产业大省。这个时候,国家该制定一些鼓励、奖励或者补偿的措施。

思远:郑教授,普通烟民深度成瘾了能不能戒断?控烟的措施,该怎样照顾这部分群体,做整体设计呢?

郑榕:世界卫生组织在控烟的措施上,包括公共场所无烟立法,包括包装警示,还包括一个叫戒烟服务。从医学的原理上来说,它是可以阻断这种成瘾性的,但根据吸烟的年龄、各种情况,可能会有差异。

世界各国提高烟草税以后,政府收入是在增加的,烟草消费是在下降。我看了这么多国家的案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太平洋的汤加,它现在烟草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已经达到85%,烟草税提高以后,政府收入下降。但是它这个国家特殊,在国内只有10万人口。人口基数太小了。但即便是这样,这个国家仍然下定决心,每年提高烟草税。因为这个国家以胖为美,所以肥胖带来很多疾病的负担,影响了整个国家人力资源的发展。所以国家各方面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力。像中国这样,处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2015年,我们提高了烟草的消费税,效果立竿见影。当年税提高了4%,反映到价格上提高到10%,使得2015年消费量下降了2.4%,第二年又下降了5.6%,这两年的下降,是我们在过去的20年当中,第一次看到烟草的生产和销售量下降,效果非常明显。

资本扎堆的“电子烟”赛道:有益?有害?

思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电子烟,前一段时间争论也非常大,有人说它是好东西,能阻断烟瘾,也有人说更害人。从去年共享单车这些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有投资人大量投入到电子烟领域。电子烟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危害,有没有科学的权威论证?

郑榕:以英国为代表的早几年研究,认为电子烟能帮助戒烟,后来陆续发现,电子烟同样有害。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明确的:不主张把它作为一个戒烟手段,因为是新出现的,所以对它的研究还不充分。

思远:潘局长,现在擅长营销的、包括社会上的一些资本都去投电子烟的生产线了,电子烟该不该管,该怎么管?

潘碧灵:电子烟并不是国家下一步要鼓励发展的产业,所以不应该鼓励风投、企业投入到电子烟的生产。国家应该要关注这个问题,下一步要采取一些有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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