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5年来成果不乐观,5年前对世卫组织许下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承诺已落空,媒体和公众在沮丧之余,对于控烟的前景难免缺乏信心。因为在控烟博弈的天平这一端,站着一个年税超过千亿元的烟草产业和多达3亿的铁杆烟民,另一端却只有一纸控烟框架条约和松散的舆论呼吁,轻重不问而知。同样作为烟草大国,5年来日本的控烟效果卓著,其疏导与禁令并行的策略值得借鉴。

        去日本旅游,在公共场所绝对闻不到烟味,所以很多中国人都会误以为日本人不抽烟,其实很多日本人烟瘾十分厉害。遍布日本的62万台自动售烟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市场规模。根据2007年的数据,在一亿三千万日本国民中,大约有2733万烟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中国烟草企业基本为国企,是重要的财政税收来源。日本烟草业其实也是如此。日本政府持有日本烟草产业株式会社(JT)三分之二股权。根据法律,JT是日本唯一能从事卷烟生产业务的公司。因此日本烟草市场80%以上被JT所占据。 

        烟民比例和烟草业国有程度,在这些基本数据上,日本和中国差距不大,但在公共场所控烟方面,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中国。去年2月,日本已有105个自治体通过了禁止在街道上吸烟的条例,商场超市、公园绿地、车站码头、医疗机构、中小学校、地铁等公共场所都列为禁止吸烟的区域。所谓“游烟”也就是在马路上一边走路一边抽烟的情景,在日本主要道路上已基本绝迹。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主要还是日本在控烟方面已努力了30多年,用疏导结合禁烟、持之以恒的结果。

        烟民群体庞大注定控烟靠一纸禁令不会立竿见影。从1978年民间自发的“嫌烟权”运动开始,日本控烟先是从保护不吸烟人群权利入手,在公共场所划分出吸烟区和禁烟区。相比一刀切的禁烟,这一措施较易取得吸烟者的理解和配合。在划分禁烟区和吸烟区时,日本人非常注重实际效果,不是简单地挂一块牌子、拦一根线就结束。大多数会隔离出专门的吸烟区,力求烟雾不会飘到禁烟区域。即使在临时会场这种难以隔离的场合,也会用专门的譬如类似脱排机这样的吸烟框架划出吸烟区,让吸烟者在框架内吸烟,确保二手烟不会造成污染。

        另一方面,日本为了遏制未成年烟民增长,2008年3月起采用名为“Taspo”的成人识别IC卡,阻止未成年人从售烟机获得烟草。由于日本卷烟售价不高,仅为三四百日元上下,相对于平均国民收入显得十分低廉,日本政府连年提高烟草税以控制烟草消费,就在去年10月经过“史上最大幅度”的价格调整后,日本一根香烟要加收3.5日元的烟草税,调查表明3成烟民因此萌生了戒烟的念头,而主导这次加税的不是传统的财政省而是厚生劳动省,这也给缺乏有力主管部门的中国控烟提供了一条思路。

        民间控烟力量则又是日本控烟的另一重要支柱。除了全国性的日本禁烟学会、禁烟推进学术组织等,每个地方府道县町等自治组织也有自己的禁烟团体,再加上各个医师行业、大学机构、公益团体和妇女组织的禁烟团体,几乎每周都有禁烟演讲和论坛,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和带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日本的控烟也未必尽善尽美。政府出于财税收入考虑,烟草公司仍有一定话语权。前不久青森县曾考虑撤除市内的售烟机,结果遭到烟草公司反对而搁置。而每到午间休息,各大商务楼楼顶,无数日本白领烟民吞吐烟雾的情景仍在延续。控烟任重而道远,如能从实际出发,先减少非吸烟者所承受的二手烟、三手烟毒害,或许比空头承诺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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